一代报业巨子--史量才介绍

  
    史量才，原名史家修，祖籍江苏江宁县龙都杨板桥村。他的父亲史春帆1864年移居江苏松江泗泾镇，开设“泰和堂”中药店，经商谋生。1880年，史量才出生时，史春帆已36岁，中年得子，极为钟爱，特聘者儒戴葵臣在家教孩子读书，想让他走科举致仕的道路。1899年史量才去松江府娄县应考，中了秀才。

    在戊戌变法浪潮的熏陶下，史量才不愿再走科举的老路，他渴望新知识，向泗泾镇上的龚镜清学习日文及理化知识。1901年，他说服了父亲，毅然进入浙江杭州蚕学馆读书。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在新知识的海洋中游弋。他倡议在泗泾办一所新式的小学堂，这就是1903年创办的养正小学。

    1903年冬，史量才从杭州蚕学馆毕业，先后在上海育才学堂、兵工学堂、务本女学和南洋中学任敦；同时还创办女子蚕桑学堂，从事发展女学和实业教育。

    1904年，史量才在上海桂墅里创办的女子蚕桑学堂，以旧式里弄六幢二层楼房为校舍，以种桑养蚕的近郊为基地。开办伊始，学生只有20余人。杭州蚕学馆的日籍教师对学校工作给以指导，正在日本留学的杭州蚕学馆同学郑辟疆，也经常给史介绍日本新法种桑和养蚕的经验，因此该校教学方法新颖，教学效果显著，成了我国实业教育史上的著名学校。史量才一面主持蚕桑学堂，一面在外兼任教职，一度并以所得薪俸补贴蚕桑学堂的开支。1912年辛亥革命后，蚕桑学堂改为省立，迁至苏州浒墅关，改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桑学校，由郑辟疆任校长。

    史量才在兴办教育期间，结识了不少江浙沪的爱国士绅和政界朋友。由此，他参加了上海和江浙民族资产阶级的各种活动。1905年，上海政界组织宪政研究会，他是早期会员之一。

    1907年，他被举为江苏铁路公司董事，积极参加江浙两省绅商拒借外资保护路权的行动，多方筹款筑路，并亲临现场规划。

    史量才与张謇(季直)等立宪派人士结识，是由旧友黄炎培介绍的。1905年，黄炎培、史量才等人在上海成立“江苏学务总会”，张謇被推选为会长，黄炎培任常务调查干事。史量才与陈其美(英士)、章梓等同盟会员的接触，也在这一时期教书的余暇里。

    现在的山东路、福州路转角处，有一座名为“息楼”的三层楼房，是80余年前《时报》主笔与教育界名流(多为中学校长)聚会的场所。由于同乡陈景韩的介绍，史量才得以兼任《时报》主笔，并成了息楼的座上客。这些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在编务、教学之余，在这里议论国事，痛斥朝政，有时商讨教育救国问题，争论十分热烈。

    现在的南阳路184号，那时还有一座三层楼的西式建筑。这是张之洞的幕僚赵凤昌建造的。它大厅中挂着张之洞所题的“惜阴堂”横匾，因此人们就把这座建筑称为“惜阴堂”。在革命风云笼罩下，清王朝摇摇欲坠。“惜阴堂”却门庭若市，以君主立宪振首领张謇为核心的江浙两省知名人士频繁地在这里聚会。他们为清廷出谋划策，主张君主立宪，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反对用武力推翻清王朝。史量才于“惜阴堂”后期也来办点事，主要是记录讲话，整理文稿，同时并与陈其美等同盟会人联络。当时的史量才满怀教育救国的热忱，不愿参加同盟会；但对立宪派的那一套，他也不赞成，认为必须推翻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所以也一直未加入立宪派。

    在武昌起义的鼓舞下，陈其美等人，拟借蚕桑女子学堂为据点攻打江南制造局。史量才慨然允诺。后因情况变化，预定计划未能实现，但也足以说明史对革命的支持和同情。

    1911年11月，江、浙、沪等十几个省市先后光复、独立；张謇趁机建议江，浙、沪三地都督发起召开各省联合会议，共商国是，组织中央政府。史量才曾奉命为之奔走，在沪杭、沪苏之间多次进行联络。

    上海光复后，史量才又受陈其美的委派，一度主持清理上海海关并任松江盐务局主任。为了替陈其美筹备款项，史量才风尘仆仆，往来于沪松之间。他办事精干，思想敏捷，深得陈的信任。但几年来的政治生活，使他对宦海望而却步。他的妻子又力劝他退出政界。好友黄炎培也要他离开上海，暂去苏州，相机行事。史量才此时已少有积蓄，几经考虑，就以妻子病重，蚕桑学堂须全力维持为由，向陈其美提出辞职。此后，史量才转为较多地与张謇、赵凤昌等立宪派接触。这一历史渊源，导致后来史量才接办《申报》，走上了兴办新闻事业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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