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 -- 史量才生平事迹简介

       1912年9月23日，发生了一件在《申报》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史量才、张謇、应德闳、赵凤昌、陈景韩等五人，以12万元的代价，向席子眉、席子佩兄弟购进《申报》，这天买卖双方的“合约”正式签字。10月20日，正式办了移交。史量才任《申报》总经理，陈景韩任总主笔。从此，《申报》这家由英商美查创刊于1872年的近代报纸，才真正摆脱了外国人的掌握，成为中国人自己经营的一张报纸，基本上代表着江浙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张謇，应德宏、赵凤昌都是当时政治舞台上颇有影响的人物。合伙接办《申报》一事，史量才得以加入，是因他兼任过《时报》主笔，在“惜阴堂”活动中为张謇等所赏识；陈景韩任总主笔，亦以文笔犀利闻名。接办《申报》，实际上是张、应、赵三人出资，史、陈二人出力。

    当然，史量才就任《申报》总经理，从他本人来说，也是避离官场、继续实现其“开启民智”意愿的—种选择。正如黄炎培后来在《史量才先生之生平》一文中所说；“先生独着眼社会事业，以为一国之兴，文化实其基础；而策进文化以新闻为先锋。”

    1915年冬，正当史量才苦心经营《申报》的时候，《申报》的前股东、当时仍留任为《申报》经理的席子佩，突然向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史量才等不能如约按期还款，租界当局袒护席子佩，《申报》的竞争对手、《新闻报》总经理汪汉溪又从中插手，史量才等败诉，《申报》被迫分期赔偿24.5万两银子。这时，张謇、应德闳、赵凤昌也无意办报，要求退出股份。面临着这双重的困难，史量才还是咬紧牙关，四出筹划，冀图使接办不久的《申报》得以继续生存、发展。他争取到旧友，上海纱厂的巨子徐静仁的支持，由徐出面担保赔偿席子佩的巨款，总算度过了这个难关。此后，《申报》也就为史量才个人所有。

    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史量才经营《申报》费尽心血。一方面，他使《申报》以“民间报纸”的姿态出现，不卷入党派之争，每遇国内发生重大事件，常发表一些《太上感应篇》式的“温吞水”文章，表示它站在第三者立场，力图站稳脚跟。另一方面，它尽力与对手《新闻报》竞争，革新报纸广告；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使每小时能印三大张的报纸9．6万份；1918年10月，在汉口路、山东路口又新建了报社大楼。为在发行量上赶上《新闻报》，又用附送画报的办法积极发展订户，并探求快速投递的方法。在史量才及张竹平、王钦尧、许灿庭等经营人才的努力下，《申报》发行量直线上升，由1912年接办时的7，OOO份，发展为1926年的14．1万余份，成为当时有数的大报之一，在全国特别是在民族工商界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声誉。史量才也因此成了中国的“报业巨子”。 史量才为实现“以企业造产为富国福民之本”的宏愿，1921年他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作，创办中南银行，同年又发起创办民生纱厂。后来他还协助友人扩大五洲药房和复兴中华书局。这样，史量才就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了金融、实业界。

    1927年史量才购进《时事新报》，之后又经受了一场《新闻报》股权风波。1929年1月，史量才由董显光出面，在北京与《新闻报》外商股东、美国敦士福开森秘密谈判让渡股权事宜。谈判商定，由史出资80万元收买福开森在《新闻报》的全部股权。消息传出后，《新闻报》华籍股东、经理汪伯奇愤愤不平，报馆同人在报上展开了一场“收回股权”的宣传攻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为有利于实行新闻控制，也乘机进行干预，宣称对此“将予以相当处置’。处事一向谨慎的史量才，不得不做一些退让，与《新闻报》同人会晤时，史量才说：“《新闻报》外商股票转让于华商，成为纯粹华商的产业，当为诸君子所赞成。新股东以我和我的学生钱新之、吴蕴斋为主，并有中南银行，金城银行主持人参加。我保证新股东方面决无北洋军阀在内，外间传说，纯属谣传，今后事实可以证明。本人也决无吞并《新闻报》意图，想成为报业托拉斯。此后，《新闻报》还是一张独立自主的报纸。内部一切事务仍请汪氏昆仲照旧主持。我对于各部分亦不无端干涉。”双方谈判结果，定下几条协议，其中包括史量才退出300股，使所掌握的股份不超过总股量的50%。《新闻报》同人，对此感到满意。《新闻报》股权风波就此结束。史量才原计划任董显光为《新闻报》总经理，戈公振为总主笔，这时只能放弃。

    经历这场风波，史量才开始意识到，发展产业会与国民党当局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民间报纸”的发展天地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成为史量才后来反对专制、支持进步的一个起点。

    在“一二八”凇沪抗战中 1932年1月28日深夜，“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人民全力支援奋勇抗日的十九路军。

    1月31日，在四川中路中国企业银行楼上的大厅里，上海的地方名流史量才，黄炎培、王晓籁，虞洽卿等32人聚集在一起，宣布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史量才穿梭于到会的名流之间，特别忙碌。他被推举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会长后，用炯炯的目光环视在座的各位，讲了一番很动感情的话。他说：“我年近花甲，自幼深惧列强瓜分中国，立誓生不作亡国奴，死不作亡国鬼，观在日军已向淞沪侵略，十九路军已奋起抗战，吾人伸头一刀，缩头一刀，如果畏缩退避，恐仍不能保得生命财产，不如奋勇向前，抗战救国。世界上不战而亡的人叫做亡国奴。虽战而败，但屡败屡战，而仍不免失地的人，叫做义人。义人之国叫做义国，义气留天地，谁能亡它?谁能奴它?欧战时，比利时不是一度亡了吗?但世界上绝无一人称比利时的人为亡国奴。比利时人拚了死命，保持国格，最后终于翻身。……”他的这番话，讲得到会的不少人眼眶湿润，点头称是。会议作出决定，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宗旨是：慰劳军队，救护难民，调剂金融，维持商业，联络军民。会议还就维持会的组织、活动经费与活动方式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个在抗战风云中自发形成的“市民”组织，在整个淞沪抗战中实际上担起了国民党地方政权理应担负、但被放弃丁的那一部分职权。

    1932年1月14日，淞沪抗战爆发前，面对日本海军在上海寻衅闹事，面对国民党当局的节节退让，史量才就在哈同路(现铜仁路)自己的寓所，约请工商文化界人士20多人，讨论时事，商议对策，组成“壬申俱乐部”(这年农历为壬申年)。之后，壬申俱乐部又接连召开三次会议，这个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前身。

    自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成立之后，史量才全力主持该会的会务。白天，他在维持会会所(开始在瑞金路延安中路口，后移至延安中路181号)办公，审阅文稿，检查帐目，工作忙时就同工作人员一起匆匆进餐。他患有胃病，胃痛发作，即服用带在身边的止痛药片。晚饭后，约定由《申报》经理马荫良到自己的寓所汇报当天《申报》记者前线采访、读者投书支援等情况及报馆中的其它事务。接着又接待各方来访人士，商谈支援抗战事宜，有时直至深夜。

    这一时期，史量才的抗日救亡工作卓有成效；《申报》也充分发挥丁舆论的动员组织作用，由此开辟了《申报》史上的“黄金时期”。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申报》就鲜明地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事变后两天，《申报》如实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而使沈阳陷落的情况；之后连续发表时评，提出“应为维护国家维护民族，而作自卫之背城战”的主张。“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申报》更是一泄长期积闷，鼓吹抗争，组织支援。事变第二天，它发表时评说：“上海事件发生以来，我当局处处隐忍，甚至全部接受日人之要求。然而含垢忍痛之结果，仍不能满日人之意，又作军事之发动。我国至此，万难再忍，自不能不起而作正当之防卫。”1月30、31日又接连发表陶行知撰写的《敬告国民》、《国家的军队》的时评，指出此次上海之战是全民族生死之战，号召全国军队踏着十九路军的血迹，收复已失国土，将一个可怜的弱国变为一个令人敬爱的大国；希望市民踊跃参加十九路军，并从物质上积极支援军队和救济难民。

    上海人民支援十九路军抗战，自发捐献情景动人；《申报》和史量才在这当中起了很好的作用。《申报》馆2月1日接一陈姓读者送来支票l万元，并附来信。这封热情称赞前方战士的信件第二天刊出后，连着许多天，一批又一批的具名“爱国者”、“一市民”等的来信、捐款，涌进报社。其中有一天，单是爱国华侨汇来的捐款就达6．37万余元。2月10日，日军速战速决策略破产后，企图从日本本土增兵来沪。史量才在寓所中召开了一次理事会，并邀请蔡廷锴、徐名鸿参加。大家认为，要做好坚持长期抗战的准备，为此由理事会建议公开登报募集救国捐，并将本会全体会员名单刊出，以昭信实。由秘书长黄炎培拟稿的《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募集救国捐启》， 2月15日赫然刊于报纸的广告栏中，这时的会员已由半个月前的32人扩展为200多人。爱国学者章太炎除本人捐助外，另向亲友募捐，并于2月17日把他写的《书十九路军御日本事》一文，寄给史量才，在《申报》上发表，颂扬上海军民合力御侮。

    上海市民除踊跃捐献款项外，还尽力募集战地所需的物资。一天，《申报》刊出消息：目下十九路军“所最需要者即运输汽车、汽油、机器脚踏车、跑鞋及药品等，尚望热心同胞，尽量捐助”。半天后，上海全市大大小小车辆齐向军中输送，盛况空前。宋庆龄、何香凝赴前线慰问后，报纸刊出《前方将士无以御寒》的消息，五天中就收到市民捐赠的旧丝棉背心、绒线衫裤、棉被等2,000余件，全新棉衣裤3万多套。理事会立即将这些物资送往前线。

    救护伤病官员，救济战区难民，稳定上海金融，安排市民生活，这些原应由国民党上海地方政权去做的事，几乎都落到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身上。史量才曾召开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理事会，讨论怎样从金融上稳定后方的问题。大家认为，关键是纸币得以继续兑现和流通，消除市民的紧张心理。史量才倡议“南四行”、“北四行”上海的八家私营银行带头兑现纸币，后来国营银行、私营企业也响应这个倡议，稳定了上海的金融和居民的生活，保证全市安谧如常。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史量才在自己的寓所里，每周与宋庆龄晤谈一次，交换情报，互商对策。同时，史量才、黄炎培等地方维持会负责人，也在史宅每周会晤一次，听取各方面情况，沟通军、政、民三方的联系。当时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已告失败，正从国内调兵遣将增援上海。宋庆龄、杨杏佛和史量才分析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的大部队不可能在黄浦江码头登陆，也不可能在淞沪一带驻扎，很可能在长江沿岸和东海沿海地带，寻找登陆之地和驻扎场所，因此必须加强江防及海防工事。宋庆龄，杨杏佛请人绘制苏浙两省和东海沿岸地图，晒成蓝图多份，请史量才在地方维持会讨论，并由史量才等深夜面交吴铁城，转送蒋介石。可是，蒋介石不予重视。1932年3月1日，日军果然在太仓浏河大规模登陆，十九路军为避免腹背受敌，被迫撤离淞沪。此事使史量才悲愤异常。《申报》3月2日、3日连续发表时评述此事，明白地说：“倘若今后政府仍不能下最后之决心，以民意为依归，则政府自弃于人民，断不能为人民所拥护，断无久存之可能。”3月底，国民党为了应付上海和全国舆论，召开所谓“国难会议”，史量才、马相伯等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的许多会员作为“选定会员”被邀。但他们在确认不能在会议上取得什么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毅然发表声明，谢绝赴会。嗣后，《申报》对“国难会议”提出的“绥靖、救灾、御侮”三项议案，又连续发表时评加以驳斥。史量才在国民党当局的眼中也就逐渐成了一种可怕的力量。

    1932年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一二八”抗战以失败而告结束；但是，它呼唤起人们的抗日热情，教育人们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史量才经历战火的考验，愈益看清不能指望这个政府领导抗战；相反，要坚持抗战，必须反对这个政府的一系列方针。这样，史量才的政治态度也就起了显著的变化，成为国 民党政府反对派的一名代表人物。

    《申报》“禁邮事件”前后 1932年7月16日至8月21日，前后共37天，当时发行于全国的《申报》，只能在沪、宁、杭这个“小三角”范围中递送。南京以北、杭州以南地区的读者，突然被中断丁他们一直订阅的《申报》。这就是《申报》历史上著名的“禁邮事件”。

    开始时，《申报》社并未发觉。每天仍把八九万份报纸“发往”外埠。然而，这些报纸除部分运往南京、杭州外，大部分被扣压在邮政总局的地下室，深夜又被运往龙华烧焚。直到7月20日，事件发生的第四天，目睹这一切的邮局某职工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他以“史知名”的化名给史量才写信，如实告诉他国民党当局扣压《申报》的情况。7月21日，《申报》又接到蚌埠．徐州，南昌等地分馆的查询函电，才真相大白：原来这次“禁运”很不一般，是蒋介石亲削批示，由上海警备区司令部派员驻上海邮政总局监督执行的。

    原来自“一二八”淞沪抗战结束之后，史量才对国民党的离心烦向，愈益明显。他对国民党当局的谴责不仅是对外政策，即不抵抗主义，而且涉及到对内政策，即“剿共”政策、一党专制。早在斌一年的4月6日，在抵制汪精卫的所谓“国难会议”时，《申报》就发表《由训政达到“真”宪政之质疑，的时评，说；“即就政府本身总揽五权而言，权势依庇，遑言考试；军阀横暴，几见监察?立法传为纸上谈兵，司法尤为每况愈下，行政则漆黑一团……此则所谓训政，特变相之专制耳。”将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面貌刻画得淋漓尽致，说明它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已十分尖锐。1932年6月间，蒋介石亲自出马开始所谓第四次“围剿”;《申报》在史量才和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黄炎培等作长时间的商谈后，分别于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发表了由陶行知撰写的三篇论述《剿匪与造匪》(一论、再论、三论)的时评，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反对内战的政治主张，它说“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剿匪’军队，‘剿匪’其名，剿民其实，兵之扰民，尤甚于‘匪’，民之畏兵，亦甚于‘匪’。杀一贪官污吏，实胜于动员一师‘剿匪’军队；整饬一师军纪，则又胜于动员十万大军。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此为定理，绝无可疑。”7月初，南京又发生了有名的“中央大学学潮”。《申报》报道了这次学潮的经过，又发表评论说：“外患之刺激，政治之混乱，生活之不安”，是近年来学潮愈演愈烈的“起因”，把锋芒直指蒋介石政权，使国民党当局如坐针毡。教育部长朱家骅、上海教育局长潘公展将《申报》上的评论摘要，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说，“上海报阀史量才利用他的报业权威，勾结上海的一般无聊文人，专做‘危害党国’的工作”。蒋介石看了，亲笔批了“《申报》禁止邮递”六个大字。“禁邮事件”，遂由此酿成。

    史量才对“禁邮”这一手，极为气愤，为了表示反抗，他不惜花费巨资用普通邮寄的办法，将几万份报纸化整为零寄往外埠。与此同时，他接受宋庆龄、杨杏佛、陶行知等人的建议，派秦墨晒去摸清原因，了解蒋介石的意图。可是秦往返于南京、南昌、汉口多次，蒋介石避而不见，最后由杨永泰(“剿匪总司令部”秘书长)代见，提出三项条件：(1)《申报》时评改变态度；(2)陶行知、黄炎培、陈彬和离开《申报)；(3)国民党派员指导。经多方面研究，史量才答应(1)(2)两项可以做到，“派员指导”决不接受，否则宁可停刊不办。蒋介石、杨永泰会商后，接受了史量才的意见，8月21日，《申报》恢复邮递，“禁邮事件”宣告结束。

    蒋介石慑于《申报》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妄图对史量才加以笼络。1932年10月，蒋把史量才等上海各界代表召到南京，并将史拉到自己身边留影；此时，上海临时参议会成立，国民党政府又指定史量才为参议会议长，还陆续给他什么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中山文化教育馆常务理事、红十字会名誉会长和上海战区善后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荣誉职务。对蒋介石的笼络，史量才或虚与委蛇，或称病请假，或保持缄默。因此，他们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解决。这时，史量才曾对友人讲过这样一段话：“《申报》有十余万读者，我岂能昧着良心，不讲事实，欺骗读者?现在《申报》得人信任，是由许多朋友们协助而来，我岂能负我朋友?《申报》产业属我个人，玉碎我也自愿。苟且取巧，我素耻恶。”

    1932年12月，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对此史量才给予很大支持，立即派陈彬和(已辞去《申报》职务)、钱华(《申报》记者)参加同盟，任总会和分会执行委员，协助撰写文件及新闻报道。“同盟”成立后，《申报》陆续大量地发表“同盟”的代电、消息，扩大它的影响。12月29日“同盟”在华安大厦(现华侨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史量才以记者身份出席，第一个站起来发言，反对国民党当局对革命人士的迫害，坚决拥护争取言论、结社、集会自由的主张，并号召新闻界同人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肩战斗。次年3月，共产党员廖承志、罗登贤、余文化等三人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及时报道了“同盟”营救的经过，并发表律师的辩护声明，等等。

    1933年春，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官扣发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史量才打电话把上海新闻检查所主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陈克成找来，严峻地责问道：“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象中国人吗?”接着，史又借题发挥，拍桌大骂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陈克成慑于史的雷霆，忙说：让我打电话向南京请示。

    1931年后，《申报》增设了许多社会服务机构。在《申报》总经理下设立总管理处，以陶行知为顾问，黄炎培、戈公振为设计部正副主任，开始了《申报》自身一系列的改革。根据陶行知的建议(陶1930年被蒋通缉逃亡日本，1931年隐名潜返上海，对外不公开)，《申报》的革新抓住“时评”这个“头”和《自由谈》副刊这个“尾”，同时，切实加强与读者的联系。时评一改过去“温吞水”式的面貌，言论切中时弊，虎虎有生气。增辟的《读者通讯》栏，深入政治领域，发表了一批言人所不敢言的来信，很引入注目。鲁迅、瞿秋白、茅盾、巴金、叶圣陶、唐锼 等人的犀利杂文则刊登在改革后的《自由谈》上。《申报》还决定增添专论和各种周刊，约请胡愈之、金仲华等撰稿。1932年7月至1933年12月，《申报》又创办了一系列社会文化事业，例如《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的创刊，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新闻函授学校、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和申报服务部的开办，等等。而由李公朴主持的申报流通图书馆，包括其中的“谈书指导部”，以及申报业余补习学校，对广大青年尤其具有吸引力，后来更成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个战斗堡垒。

    史量才愈往前行，步履愈加坚定。他终于从一个报业巨子，变成一个受人尊敬的爱国新闻事业家。他代表着资产阶级中要求摆脱国民党控制的一股势力。蒋介石为维系其反动统治，恫吓进步力量，阻止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终于下决心要除掉史量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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